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特别是其自然科学源源涌入我国，对我国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严重的冲击。一时间，曾有不少人纷纷批判中医药学，或斥之为封建医者，或责之为主观臆测者，激进者甚至主张取消中医药学。近百年来中西医学之争越演越烈，直到1959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号召后才有所平息。但不久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又一哄而起，掀起了一根针一把草地学中医的浪潮，其政治色彩远甚于学术研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对中医药学的理性认识问题。
以笔者之见，中医药学的特色一是以直觉领悟为主的思维方式，这与西方科学以逻辑论证的思维方式显著不同；二是在《易经》、《老子》等哲理指导下形成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学说为主干的理论体系；三是与众不同的治病措施，包括中草药、食疗、针灸、气功、推拿、按摩等行之有效的方法。上述第三个特色是客观存在的，经得起实证的，易被肯定的。而对第一、二方面的特色则争议较多。尤其是中医药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有医学和哲学不分的自然哲学特色；科学和技术不分的实用科学形态；只留下结论和规律、缺乏原始资料和根据以及古文献浩如烟海，深奥难懂，与现代医药理论和治疗手段、方法有相当距离等特点，不易为大众理解和接受。为了对中医病理进行现代阐述，我们邀请中医药学界有关专家撰写了这套总共250万字，分为《中医病理学史》、《中医实验病理学》、《中医证候病理学》、《中医传统精神病理学》、《中医体质病理学》、《中医诊治病理学》、《中医性别差异病理学》、《中医气象与地理病理学》、《中医数学病理学》、《中医病理学的哲学思考》共10个分册的“中医病理研究丛书”（丛书已由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
在这套丛书中，我们首先回答了中医药学究竟有没有独特的理论体系、此理论从何而来以及有关科学性的问题。事实上，中医中药之所以行之有效就是因为它受一整套科学的、辩证的理论指导。其理论是在对大量临床“病象”进行收集的基础上，在“易象”原理的指导下上升为理性认识的，并且是经过历代医家几千年的不断检验发展，逐步完善而成的。丛书的《中医病理学史》分册对病因学、发病学和病机学作了系统的回顾与论述，并在《中医病理学的哲学思考》中剖析了中医药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渊源关系，又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观点对中医学作了分析，指出了逻辑论证的必要性，这两个分卷不仅肯定了中医药学有系统有发展的理论体系，而且有其深厚的哲学基础。
二十一世纪中医药学将如何发展？途径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中医体质病理学》分册对此作了一次重大的尝试，作者在大量的临床实践中，借助于直觉思维方式发现体质是疾病发生发展的内在基础，由此重新定义了体质并提出病理体质的新概念，明确提出了调整饮食是调整病理体质的重要方法。同时又通过大量实验研究对病理体质与体质食疗学作了现代科学的论证。体质病理学是对发病原理的一种新的研究和阐述，体质食疗学为二十一世纪人类饮食结构更趋合理提供了新理论与新方向。
由于中国古代哲学擅长以直觉领悟去把握客观真理，无求于实验研究，更缺乏定量分析，因此虽创造性较大却说服力较差，为适应东西方文化交流接轨之需要，丛书的《中医实验病理学》分册，对近几十年来公开发表的100个中医病因病机学动物实验进行了分析。而《中医数学病理学》分册，对中医药学的重要理论如阴阳、五行等作了现代数学的描述。这两个分卷将能弥补传统中医药学的不足。
此外，我们还对中医证候病理、治法、治则、方药的病理学基础、心身关系，性别差异病理、气象与地理病理等作了分册专题论述。从不同视角对传统中医病因病机学原理进行了现代阐述。我国著名中医学家裘沛然教授称这套丛书：“精研古训，同时融合新知，并结合数学与实验研究等方面比较完整地论述中医发病机理，内容较为详备，说理亦精要。”“是继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之后的又一病理学巨著”。相信本丛书对从事中医临床，教学与研究的有关人员以及中医药爱好者都将开卷有益；对促进中西医结合、东西方文化交流也有推动作用。
（作者为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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